大喜哥,再见丨百家故事最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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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百家故事#

“大喜哥”消失了。

媒体、互联网、流量，让曾经隐于世的“大喜哥”，真真切切地红过，很多“热心”的人，也不乏真诚地想帮他过上“正常的生活”。

熙熙攘攘的人们围观、拍照、提供帮助，可“大喜哥”需要的是，一个能懂自己的人，一个能包容自己的社会，一份安静的、不打扰别人、也不被别人打扰的生活——这太奢侈了。

“孤独吗？我太懂孤独了……”

“大喜哥”不懂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不懂他。

最近从福州回到北方后，他消失了，就像从没红过、从没来过。

“大喜哥”在告别，告别格格不入的人群、告别哗众取宠的流量，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往。

从今往后，很大概率上，“大喜哥”不会再红了。而这，或许是一件好事。

大喜哥，再见。

前段时间，“大喜哥”从福州回到了青岛，那座他此前生活了60多年的岛城。

回到青岛后，“大喜哥”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、接下来如何生活。这座海边城市的冬天再次来临，而他生命里的春天，却似乎从未来过。

年，“大喜哥”因一则老房子起火的新闻，从青岛红到全国。在新闻中，年逾五十的他穿着艳丽的女装，化着浓厚的妆容，极为狼狈地出现在镜头前——发生火情的正是他的住所。

那一次，虽然电视台仅给了他几秒钟的镜头，但“大喜哥”还是因男扮女装成为了整段新闻的焦点。最后，主持人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节目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，我想问的不仅仅是火灾。”

以此为开端，接下来人们开始用猎奇的眼光看待有关“大喜哥”的一切，很多“传说”也随之诞生。

姓名、出生地、婚姻，甚至是性别，讨论与传言以不同角度塑造出很多个“大喜哥”，好奇的人们试图寻找到他与众不同的理由。

或悲或喜，或好或坏，“大喜哥”的经历开始被标记，并被赋予了一些深远的话题。但现实却是，他的故事远比“标签”丰富。

“大喜哥”刘培麟

01

名字、工作、残疾

误会从“大喜哥”的名字便开始了。

在日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，他的真实姓名被写作“刘佩鳞”或“刘佩麟”，但在身份证上它被写成“刘培麟”。

“大喜哥”刘培麟的证件

除了姓氏，他的名字被外界几经变更。这不是谁的错误，毕竟就连“大喜哥”本人对于这个姓名都知之甚少。

刘培麟似乎注定是一个没有“来处”的人。在那些他亲笔写下的日记中，他这样描述自己最初来到人间的经历：

父亲酗酒家暴，母亲一气之下投井自尽。父亲为此心灰意冷，将儿女尽数送人后便没了音信，而自己则是被包着棉被扔到了火车站。

与亲生父母分开时，刘培麟尚在襁褓，所以这些“过往”全部来自道听途说，真实性不详，却是他与故人仅有的“联系”。

刘培麟对于“家”的理解全部来自养母。多年前，这个善良的女人在火车站发现了他。虽然家中已有7个儿子，但她还是决定将婴儿抱回去，“本以为养不活，没想到还是长大成人了”。

在刘培麟成长的年代，贫穷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。生存成了头等大事，于是他勉强念完初中便被推向了社会。“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”，想起这件事刘培麟总觉得甜蜜蜜的。

离开学校后，刘培麟被分配到一家服务站“做苦力”。后来那里变成了服装十九厂，他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发生变化，“拉车、搬重物”贯穿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，在当时这样的经历平平无奇。

然而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这个平淡的故事有了转折——刘培麟，下岗了。

“没想到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”他连续使用三个“没想到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意外、无奈和遗憾。时至今日，这样的复杂情绪仍影响着他，“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穿女装的”。

离开服装厂时，刘培麟不到40岁，仍算得上是“青壮劳动力”。所以他去了建筑工地，预备继续做苦力谋生，但仅是几个月后，他便被绊倒在讨薪的路上。

为了要回工资刘培麟挨了不少打。最初约定一起讨说法的工友因看不到希望都放弃了，唯独他还在坚持。

后来“争论”变成了“群殴”，他还是没要到一分钱，伤痛成了这份工作中他唯一的“报酬”。

做苦力没希望了，刘培麟又去送报纸、摆地摊、当服务生，全都失败后他开始送煤气，终究没能绕过凭力气吃饭。

送煤气时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，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，他时常将车骑得飞快，意外发生了。

一个深夜，刘培麟遭遇了车祸。他撞上了一辆同样飞驰的公交车，虽然大难不死，却也落下了终生的残疾，一种所有男人都难以启齿的残疾。

“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，一分赔偿也没有得到。”

“我怎么提起呢？我无法提起啊。”

刘培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受到孤独的。

02

养母、兄弟、房子

刘培麟上面有7个哥哥，全部都是养母亲生的。他的岁数最小，一直住在家里。“7+1”的兄弟组成让他们自小便没什么共同话题，各自成家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。

养母重病时，刘培麟也找过几个哥哥。可兄长们死的死，老的老，还有几个失踪了，没有选择，他独自负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。

养母患的是胰腺癌，发现时已是晚期。医生询问治还是不治，他想了想，最后点了头。从入院治疗到护理，具体花了多少钱他没统计过，医院要，他便给，兜里没有了便借，然后一步步地走到了卖房子的地步。

年之前，刘培麟住在青岛老街上的一栋老楼里，他们一家拥有其中的20平米。过去大人小孩挤在里面，那里并不体面，却也实实在在承载了一些家庭温暖，可如今都已烟消云散。

“你以为我想吗？千考虑，万考虑，最后还是决定（把房子）卖了。没办法，真的是没办法了。”

因为着急用钱，刘培麟给旧屋的定价并不高，可即使如此，在正式出售时这个数字还是被一压再压到了20万。因为买主是朋友介绍的，他答应了议价，这算“尽了孝道”，即使他深知这些钱改变不了什么，很多都是“早晚的事”。

办理房屋过户那天，刘培麟收到了买主的10万元，他问剩下的钱呢？对方谎称办完手续就给，结果从此不见了踪影。他也想过要用诉讼手段维权，可没有收条，没有合同，全凭一张嘴的买卖连证据都谈不上，想到这里他又放弃了。

往后几十年里，刘培麟时常会到老宅看看。

那里房价涨了，住宅也变成了景区，很多人会在这间房子前留影，他怕吓到游客，所以很少走近。大多时候他只是隔着马路静静地望着那个曾经的家，从不说话，也从不流泪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刘培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证据。

刘培麟偶尔会“回家”看看

借了钱，卖了房，刘培麟拼尽全力也只延续了养母四个半月的生命，那个给了他“家”的女人还是走了。

之前杳无音信的几位哥哥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，一个接一个地找上刘培麟。他们责怪弟弟卖了房子，质问他家里的钱去哪儿了，他解释了好些时日，但“兄弟们还是为此反目成仇”。

有人问他值得吗？他回答“值不值得，我都尽力了。”说到这些他总会流泪，不是心疼房子和钱，只觉得“挺不孝的”。

母亲不在了，刘培麟觉得“天塌了，地陷了”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格外孤独，于是他便琢磨着成家，期盼着有个人嘘寒问暖。

03

“傻妻”、女装、矛盾

刘培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仅维持了半年便草草收场。

当时，刘培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单亲母亲。因为智力上有些缺陷，女人说话和自理能力都有问题。

得知这些时刘培麟很犹豫，但后来他发现“对方不要彩礼，也不要房、车，就是想找个人照顾她”，这正合自己的心意——实际上，他也只是想找个伴儿罢了。

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刘培麟和女人结婚了。两人相差十岁，领证时刚好一个40岁，一个30岁，刘培麟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缘分。

结婚后，刘培麟医院。他惦记着把她的病治好，然后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医院都说“没得治，估计要傻一辈子”，听到这他又犹豫了。

“不听话，什么都往嘴里塞，医院跑”，就这么凑合着过了几个月，刘培麟渐渐觉得有点“管不住她了”，想了想他提了离婚。女方家人爽快地答应了，隔几天就办好了手续，这婚就算离了。

关于刘培麟的婚姻还有另一种说法：有人说他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满，只因妻子目睹女儿车祸身亡，才精神失常失踪了。

对此，刘培麟本人仅含糊地说过只言片语，信息零散到拼凑不出一段完整的故事。

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无人知晓，众人只看到刘培麟又是孤身一人了。

刘培麟与他的“家产”

如果换上女装生活对于男人来讲是一种“突破”，那挡在刘培麟和这种突破之间的最后一道闸，便是这位曾短暂带给他希望的“傻妻”。

这之后，他彻底妥协了，又或者说以另一种形式“反抗生活了”——他开始流浪，开始拾荒，也开始以女装示人。

刘培麟9岁那一年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喜欢女装。参加文艺节时，他看着身边的小女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是羡慕。

也许是出于好奇，也许是真的渴望，成长过程中他断断续续地偷偷尝试过女装扮相，但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他从不穿出门，只躲在家中自己欣赏。

后来，父母不在了，兄弟闹掰了，婚姻结束了，刘培麟觉得是时候要“拨开乌云见太阳了”，因为没有“别人”了，世间只剩下自己了。

只有以“不寻求意义”的角度去看待刘培麟，才能意识到他隐藏在“女装”背后的矛盾与无奈。

“我从小便喜欢打扮，也喜欢穿女装。”

“我以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，如果是，我肯定坚决不穿女装了。”

这两句看似截然相反的话全部出自刘培麟之口。这样的自相矛盾不能被定义为说谎，因为谁都有正常生活的权利，因为谁都可能被生活一再戏弄。

这种所谓的“正常”，既包括灵魂与肉体的一致，也包括爱好与现实的契合，但显然无论哪一种对于刘培麟来讲都太过困难。

如若能了解刘培麟的人生，哪怕只是丁点的片段，旁观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。

委屈、无奈、孤独、冷漠、遗憾、意外……他的人生组成和所有人一样复杂。

稍有不同的是，某些最普通的事情在他的身上都变得异常困难，“我对得起这个世界，但它总让我难过”，刘培麟说“这或许就是命吧。”

04

哑巴、“死亡”、没有名字的人

在刘培麟的回忆中，自己前前后后有过21个伴侣。其中印象最深的，应该是那个对他很好的哑巴。

与哑巴相识时，刘培麟已以女装示人近12年了。那天午后，他正在住所收拾着之前捡来的废品，忽然一个男人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他。他试着挣脱，无果，便回头与男人交流起来。

因为不能说话，二人的谈话全靠“比划”，刘培麟不懂手语，只能通过哑巴的肢体动作和写下的纸条拼凑出对方的来意。“我很欣赏你”、“一起住吧”，这是刘培麟为数不多能“听”懂的话，“当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”。

刘培麟和哑巴开始同居。印象中那个男人很顾家，“搞到钱就会往家里买吃的喝的”，还会给刘培麟添置一些化妆品和衣服。

在此之前刘培麟的生活所需品全部靠拾荒，这种可以消费、选择的行为隐约让他找回了一些对生活的掌控感，他再一次开始渴望安稳。

和哑巴相处时，刘培麟还特意找人为自己和他拍过一组婚纱照。那是这段感情唯一的见证，但搬家时照片丢了，为此刘培麟耿耿于怀了很久。在稍微赚到一些钱后，他还请求过专业摄影师为自己补拍，对方拒绝了，理由是“店里实在没有适合的衣服”。

也就是2年的光景，哑巴失踪了，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。刘培麟只知道他是“惹了事儿，被关起来了”。至于惹了什么事儿，被关在了哪里，还会不会重获自由，这些他都一概不知。

在刘培麟的世界里，所有的离别都没有“再见”这个说法，“我不计划什么了，什么时候死，什么时候就算结束了。”

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

拾荒中的刘培麟

如果说人生的终点是遗忘，那哑巴消失的那一刻，便是刘培麟走到世界尽头的瞬间。

这世间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不见了，刘培麟“死掉了”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大喜哥”。

成为“大喜哥”之前，刘培麟度过了一段没有名字的时间。那时候他在街上拾荒，身上是颜色极为鲜艳的女装，脸上是并不精致的妆容。留了许久的长发没有打理，乱糟糟地被编成两根粗细不一的麻花辫搭在他的肩上。

这样的装扮够不上“正常”的标准，于是他成了街上的“怪物”。恐惧、厌恶、好奇，这些都是他曾收获的目光，没有人愿意上前与他交流。

邻居们叫他“穿女人衣服的男人”，附近居民称其为“捡破烂的精神病”，路人则是无声无息地观望拍照，然后便匆匆走过。

“我倒是想交流，没人搭理我”，直到年那场火灾来临。

火灭了，人火了。

快乐的刘培麟和对他很好奇的路人们

05

火灾、“大喜哥”、网红

媒体对于刘培麟最初的认识，全部来自那场突如其来的火灾。

8年前，刘培麟租住的房屋内起了一场火。虽然火势不大，但还是引来了当地民生节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