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父亲图像文字与悼亡兼译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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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父亲：图像、文字与悼亡

兼译后记

︱初枢昊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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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年寒假前，即公历年1月底，一天中午，接到春辰兄电话，说《摄影理论》一书已联系好出版社，问我需不需要趁着寒假，将旧稿重校一遍。我一想，也好，几年过去了，当初刚译校完毕的痛苦感经过时间的冲刷，似乎已消失殆尽，现在再读，文中的错讹之处应该能自动浮现出来，于是，决心借这京城暖冬的寒假，再作冯妇。回家后打开电脑，一看，原文件最后的显示时间是年5月，也就是说，距离当初译校完毕，近3年的时光一晃而过。

我自己做事，多凭兴趣，素无计划，凡事做完即完，也甚少觉得有多少意义，但翻译《摄影理论》，却是印象深刻。回想起来，大约是年春，春辰兄策划，准备译介一批艺术理论书籍，当时我对摄影兴趣正浓，在美院开了一门选修课《西方摄影史》。我自己的对书的趣味，大致是国人趣味的缩影，偏重感性与趣味，对理性与逻辑，颇有些敬而远之，也许当时比现在年轻几岁，头脑一时发热，想颠覆一下自己的思维惯性，自忖“咔嚓一声就完的摄影，老外能扯出什么理论？”于是选了这本人多远之的书，没想到，接下来的三年，这几乎成为我痛苦的根源，工作之余，几乎全部的时间，都耗在了这本书的翻译上。西人理性思辨的偏爱，自己语言的不足，正应了鲁迅的那句“词典不离手，冷汗不离身”，其间甘苦，实不足与外人道。但译校完毕，交稿之后，一日，春辰兄很抱歉地对我说，书暂时出不了了，版权出了问题！实在说来，当时既感失望，却又略带一丝快慰，心想：“也好，这样的书，翻译的人都这么痛苦，看的人岂不更痛苦！”后来，间或问过春辰兄有没有什么进展，他便有些歉疚地说，正在联系别的出版社，我知他心下不安，遂不复问，直到春节前接到的电话。

原先校过两遍的书，此次再校，问题依然不少，每当发现错讹之处，便冷汗直流：“发现的已这么多，没发现的还有多少？”与春辰兄聊起这许多焦虑时，他说，翻译中的错误，无法避免，尽力而已，何况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总要有人做，做总比不做强！我说，道理自然我也知道，只是安慰别人容易，安慰自己很难，但也只能这样自我宽慰了！

故乡有句俗谚：“挣钱好比驴上树，花钱就像鳖跳湾”。有时想，自己翻译的东西，自己尚有不明之处，遑论读者？希望不要南辕北辙就好！“信、达、雅”，信而达雅，何其难哉！套用这句俗语，庶几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忐忑：“达雅好比驴上树，失信就像鳖跳湾！”

在我读过的摄影书中，《摄影理论》大约是最抽象的，译校之余，常常怀疑，这种玄奥之论，究竟意义何在？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有多少意义？没有理论，摄影不也照样摄影么？但有时也想，或许也有人如我一般，希望在摄影的现象之外，想象另一种可能性吧？！又或者，作为一种智力活动，可以用来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？这样想来，自己的辛劳，似乎又染上了一层意义的色彩！

二

摄影的本质是什么？或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，但摄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，在最朴素的层面，大致不出罗兰·巴特《明室》所论——让后之观者，“有感于斯图”，知道“曾经存在”的人与事，原来这般模样！

但摄影的瞬间，从单向度的时间之流来看，便是死亡的瞬间：定格的瞬间，既是那一瞬间时间的死亡，也是被拍摄对象生命本身那一瞬间时间的死亡，因此，摄影便如身披诱人华裳的死神，在经意或不经意间，永无止歇地收割时间与生命！

《摄影理论》中，多处引用、探讨巴特的《明室》，而《明室》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便是巴特本人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“一个晚上”翻看老照片时，对“平淡的死亡”的感慨，一如朱自清《匆匆》的伤逝：“洗手的时候，日子从水盆里过去；吃饭的时候，日子从饭碗里过去；默默时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……我掩着面叹息。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。”其实，所有对似水年华的追忆，无论图像或文字，本质上都是对时间的追忆，企图在图像与语词间，拒绝死亡，拒绝遗忘。

《摄影理论》译校完的年，父亲尚在，再校的年春节，父亲已去世半年多，坟上也已杂草离离。校稿的过程中，似乎总感到冥冥中暗合着一丝摄影的意义——怀念。

三

30年前，我正是女儿现在的年纪，感觉时间仿佛缓慢得比缓慢更缓慢，当时，父亲正是我现在的年纪，正在中学教着语文，也正教着我的语文。放学回家后，常常是到了晚饭时间，他还没回来。作为教师家庭，家就在学校里，那时，教学区与生活区还没有分开，出家门不远，就是他的办公室，当时叫“语文教研组”，再往左一拐不远，就是我的教室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母亲便要我去办公室喊他回家吃饭。我很奇怪他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？既不上课，也不辅导自习，也不打球打扑克，忙什么呢？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在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《塔拉斯·布尔巴》。

父亲为人素倔，古文极好，认识他的人都称他“初夫子”。初中毕业时，因为他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爷爷，不肯给村支书送礼，在一个什么都需要开证明的年代，便因之无法开出一份合格的证明，原因说来很简单，村支书是爷爷的一位晚辈，而爷爷又素来看不上他：“给他送礼，哼！”学习一直优异的父亲，就此无法进入位于县城的高中读书，只得回家种地。由于上过初中，在家种地的父亲出去参加招工考试，顺利被省水文站录取，但当时的水文站，还不是一个机关，或者，对他来说，还不是一个机关——他的工作是做具体的水文监测。他后来跟我们讲，当时的雨又多，雨量又大，常发洪水，一次夏季山洪爆发，正在河中监测水位的他和一位同事，差点被洪水卷走。这次遇险后，他下定决心，就算不吃公家饭，也不冒这险，当时年少气盛的我笑他胆小，他也不以为忤，只是说：“如果连小命都保不住，还不如回家种地！”

回村种地的父亲，并不甘心一辈子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加之自小体弱多病，在农村，根本挣不到壮劳力的10分工，而只能挣妇女的7分工，越发促使他决心摆脱土里刨食的生活，想来想去，只有考大学一条路可走。当时考大学，对于全日制的高中毕业生，也算是难事一件，何况一位初中毕业生！况且，连课本都没有，只能找人借，赶紧抄完，赶紧给人还回去，还要千恩万谢！老师就更不要想了。遇到问题，根本没处问。权衡来权衡去，只能考文科，因为文科不像理科需要做实验，显然容易得多！而他此前一直不愿学文，总觉得政治高压之下，容易被揪辫子。

于是，父亲白天种地，种地的间隙也用来学习，晚上更要熬夜。这件事被村人知道后，有的暗中耻笑，觉得他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；有的则等着看笑话；我的一位大姑（父亲的堂姐）听说后，劝他不要痴心妄想，好好种地才是正经事。对于这一切，父亲一律置若罔闻。但第一次参加高考，父亲并没能考上。于是，这位大姑嘲笑父亲：“你要是能考上大学，我就扎瞎我的眼”（在我这位大姑看来，如果眼瞎了，就没法绣花了，而这是农村妇女种地之外最重要的一项家庭收入，显然这是句毒誓），从小受她气的父亲倔劲上来，回了一句：“考不上大学，我就一辈子不剃头”（剃头，是我们老家对理发的称呼）。这种气话，也就是一说，没人会当真。但父亲是真的当了真，真的不剃头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头发越长越长，长到碍事，父亲便顺手将头发揪起来，挽成个道士髻，用根筷子簪起来，于是，天天顶着个道士髻的父亲，在乡人各种复杂的目光中，自顾自地去地里干活，自顾自地学习……后来，父亲终于在年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（现曲阜师范大学）中文系。

以一名初中毕业生，其实是农民的身份，没上高中，居然考上了大学，这在那年的文登县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几十年后与我聊起这件事时，他依然记得当时的戏剧性场面：刚从地里收工回家的他，遇到了我那位与我们比邻而居的大姑，她手里正拿着一封拆开的信，不好意思地对父亲说：“大兄弟，我们看有你的信，盖着公家的戳，不知是什么，就给拆了，是你的录取通知……”

父亲一生仰慕孔老夫子，听到我将孔子随意地称作孔老二或对儒家不以为然的话，便不高兴，颇为自己能在孔夫子的故乡上学为荣。但他也不止一次地说，曲阜师院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一所乡村大学——当时并不尊孔，也不像今天有各种神神怪怪的儒学大典，当时的曲阜，从他口中听来，颇为萧条冷落。我便问父亲，你不是说自己学习挺好的嘛，怎么才考上曲阜师院？他就会带点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当时我一个农民，也不懂怎么报志愿，就从北大向下一路填下来，最后一个才是曲阜师院，哪知道就被曲阜录取了，谁知道是因为成分不好？还是成绩不够好？”

但大学毕业后，辗转任教于荣成二中、文登晒字中学、文登二中、文登一中等校的父亲，似乎并不甘于做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而已，工作之余，不打扑克，不下棋，不打麻将，也不打球，几乎将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翻译和书画中，至今他双钩临摹《怀仁集王圣教序》、临写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和大苏、用红墨水在废报纸上勾勒《芥子园画传》等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，因此在同事中显得颇为格格不入。但他的狷介，就如曾经在农村种地时一般，一门心思地干自己的事儿……

《塔拉斯·布尔巴》翻译出来后，投过几家出版社，也托人问过，最后都不了了之，他大约也死了这条心。于是把精力都放在书画上，慢慢下来，在地方上也算是位乡贤。在我看来，他的书法，是真正的童子功，数十年孜孜矻矻，勤苦不辍，加之生活中不如意事颇多（早年“文革”险些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年前后曾两次有机会调到大学，但因种种原因而告吹，等等），因之每一落笔，即有端严不平之气，较之真正的高手，或有不到之处，但比起许多所谓名家，甚或过之。不过，他一生的执着，包括几十年中学老师的粉笔生涯，似乎也阻碍了他的进步，书法过于追求一字一划的完美，全篇的章法与布局，推敲稍显不足，画画得少，偏符号化，过于重视笔力而轻视墨韵，气有余而韵不足……有时我和他聊起这些，他并不以为然，笑话我是“眼高手低”的“空头理论家”，我说“眼高手低才能提高，眼要是不高，手怎么高？”这些话对他大约不过是春风过耳：“‘枕上思量千条路，明朝依旧卖豆腐’，各有各的路，哪是你说的那么容易！”

四

年国庆节小长假期间，我与妻子女儿一起回山东，当时见他，身体尚可，牙齿虽没剩几颗，但形容精力不错，看他写字，略显燥气，但笔力依旧劲健。当时心下暗想：“84未必活得到，80大概没问题。”

打小身体不好的父亲，常说自己活不到60岁，55岁那年，一天晚上梦到自己从万丈深渊边跌落，惊醒之后，一身冷汗，遂决意提前退休。没承想，可能是退休后不必为教学劳神的缘故，身体居然越来越好，似乎犹胜壮年。60岁过后的几年，仿如时光停止，我们眼中的父亲样子变化很小，于是自感欣慰的他，时常念叨：“不知能不能活到孔夫子的年纪？”

时间如流水，静水亦是水，并不因你感觉不到而停止流动，70岁左右时，他本已花白但浓密的头发，不仅几乎全白，也大为稀疏，牙齿也越掉越快，虽然他和我们都为他的衰老而担心，73岁这道坎倒是顺顺利利地过来了，这时的他，是真正欣喜于自己活过了孔夫子，于是开始展望新目标：“活过了孔夫子，再就是孟夫子了！”

年，女儿中考，这年的寒假，女儿忙着奔波于各种补习班，春节期间我们一家三口便没有回去。母亲来电话说，父亲感冒老是不好，有时后背痛，有时似乎又好了，医院检查一下，他说：“不用，老毛病，过一阵儿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”但感冒老是不好，背痛也时时发作，医院检查，而他似乎也暗暗感到自己的身体确乎真的出了问题，便不再固执，没想到这一去，就没能再出来：“胰腺癌晚期，已扩散。”

五

近20年前的年，父亲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出过一本书画小册，作品选得一般，印刷也一般，这于是成了他的一个念想：出本精美的大书画集。他明白这是笔不小的花销，自己没多少钱，而我和妹妹又各自为各自的生活而劳碌，为房贷而辛苦，为孩子而操心，并无余力满足他这一显得有些奢侈的愿望，体谅到子女的辛劳，他几乎没与我们谈及这个话题，更多是在他入院后，母亲告诉我们的。尽管口头不说，但并不妨碍他暗中努力。

母亲告诉我们，这些年来，父亲有一项宏伟的计划：用行书抄录他选取的古代散文名篇，从先秦至清末，以《古文观止》做底本，以唐宋八大家为主体，共计一百余篇。其中既有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、刘禹锡《陋室铭》、归有光《寒花葬志》这类短文，也有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、鲍令晖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这类长文，当然更多是荀子《劝学》、韩愈《师说》、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、张华《吊古战场文》、苏轼《赤壁二赋》这类介乎长短之间的。他参酌不同版本，定稿之后，先用铅笔在草稿纸上大致推敲一下章法，然后形诸笔墨。这些作品，用四尺宣抄录，满意的留下，不满意的就一遍遍地重写，除了极个别的能用单张纸写完，大多是要两三张或四五张才能将一篇文章抄完，最夸张的一件，有近30米长——他视此为一件从没有人做过的宏业！

在母亲详细告知我此事之前，每次回家，我都是无事忙，有时忙着读书，有时忙着手头的不知什么杂事，有时则写写刻刻，父亲便不打扰我，说“不浪费时间就好”。我大概知道他在抄写什么，至于具体，则不甚清楚。一次，他和我说起最近写的一批字，要我看一下，看后，我不止一次地劝他：“水平的高低，数量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质量，就算是写，也要讲一讲格式、章法吧？你以前写字，也是大幅、小幅、斗方、中堂、横披、楷行篆隶的，怎么这都一式横着写下来，既缺乏形式与章法的变化，又全是行书，没有字体趣味的差异，这不是布棋布算、千篇一律吗？而且这么长，你要别人怎么挂？怎么看？”听完我的话，他有些不悦，说“写字我还不比你懂？我这是讲求统一。我的事不要你管！”

对于书画篆刻，我自己投入精力不多，但时常琢磨，偶有朋友托我写点字，如果碰巧他在旁边看我写字，便说：“功力不够，胡涂乱抹！”一次，我临了一幅台静农的隶书，自觉高古，心中有点得意，写毕挂在墙上，午觉后醒来，再看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仔细审视之下，发现有一处笔画有改动，气息一看就不是自己的笔致，我便有些生气地冲他说：“你有你的审美，我有我的标准，我的字你不要乱改”，他有点不屑地说：“钩钩枒枒，春蚓秋蛇，有什么好的？！”我愈发恼火：“你可以不喜欢，但没必要自以为是，就算你功力深，未必就代表审美高，凭什么非得以你的是为是，以你的非为非？”见我生气，他便不再说什么，扔下一句“再写一张不就得了”，甩手而去。这件事后，他和我多少有了点话不投机的芥蒂，别的一切照旧，但他心中的宏业，不复和我提起，我也没有多想，以为他许是听进了我的话，许是就此罢手，日子便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。

直到他住院，我从北京赶医院探望他，母亲才告诉我，这些年来他一直固执地在忙着这件事。母亲与我商量，能不能出本大书画集，让他在去世前看到样书，也是个安慰？

于是回京后，我便向朋友咨询，这种规格的书画集，从选作品，到拍片，到拿书号，到制版，到出样书，大约需要多少钱？多长时间？答案是，至少20万，至少半年。告诉母亲后，她很担心：“不知道你爸能不能等得到半年？哪来这么一笔钱？”我把网上搜索和咨询的结果及我们的意见告诉她：“一般这种病，从发现到去世，短则一个月，很少有熬过半年的。钱虽然不少，但我和我妹也凑得出来，实在不行，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不也就够了？只是，这时出这书有多少意义？我们当然愿意满足他的愿望，但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奢侈的愿望，而不顾及自己的能力，有多少必要？何况现在的关键是让病人少受罪，这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
癌症之中，胰腺癌号称“万癌之王”，其痛苦可知，但在胰腺癌中，有很少的几率，由于原发位置的差异，痛楚感很轻，父亲便是不幸罹患此疾中的幸运极少数，直至去世，连止痛针都没打过，感到痛时，吃点止痛片，痛楚也就对付过去了。每每这时，母亲便感叹：“都是老辈子积德，才让你爸不怎么受苦！”因果报应之类，我一向并不如何相信，只觉得运气罢了，但这时也便附和一下母亲，同时劝慰她：“我爸一辈子好喝烈酒，以前你老嫌他腻酒，没准也是因为酒喝得凶，痛感神经迟钝，越发不大觉得到痛，谁知道呢！”

六

父亲在世时，和我闲聊，我常惊异于他不凡的记忆力，多少陈年旧事，说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，于是建议他：“书画之事，娱情而已，现在的世道，有多少人真懂？有多少人关心？耳食而已。一般人眼中，不过就像下军棋，军长压师长，师长压团长，职位高的自然比职位低的水平高，你也不靠书画吃饭，一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，倒不如把你讲的这些老黄历写下来，倒真的有点《聊斋》的意思！”一向不以我的话为然的父亲，这次倒真的听了进去，断断续续两三年，在看似平静的故乡表面下，发生的许多或沉实或怪诞或血腥的往事，一一从他笔下复活：我的太爷如何千里寻找怒而出家的儿子（我爷爷），邻村遭雷劈的小媳妇，《狂人日记》般心被人挖出来炒了吃的乡邻……

在母亲看来，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老故事，包括父亲写出而没机会出版的小说，并没有多少意思，只有书画，似乎才是父亲的正业。因此，父亲去世后，她仍念念不忘出书画集一事，我一再劝她：“人都不在了，再出书有多大的意义呢？又不是大师，无非就是个念想！现在人出画册、出书法集，或是画廊代理，或是赠友，或是忽悠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出完后，堆在那里，不是心头添堵吗？”见我不热心，母亲便向几位相熟的父亲早年弟子抱怨。其实，父亲去世前，母亲曾向他们提过这件事，其中一位弟子自告奋勇，表示愿操持此事，联系众弟子，集资筹划，被我劝阻下来：“这不合适，这不成了劝捐么？”但这位热心的弟子跟母亲说：“这怎么是劝捐？我们是很自豪能赶上初老师这样一位良师，您就放心吧！”后来因父亲的身体日非一日，于是搁置。

这时母亲又向人提及此事，我多少有些不耐烦：“这事完全不合适，人家客气，我们怎么能就真的就不客气。这些师兄师姐，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，大家凑份子，有人愿意，有人不愿意，有人条件好，有人条件不好，但起哄之下，又驳不开面子，往往心生怨气。本来对老师还有感情，这样一来，变成了怨气，我爸地下也会不安的，何况我们自己又不是没有能力。”母亲说，“你们又要还房贷，孩子又要上学，又要日常开销，手里那点钱，哪儿敢动？”我说，“对呀，别人也都是这样啊！又不是真有钱，就是真有钱的，未必就愿意掏钱，所以这事根本不合适！何且，我爸去世前回光返照时，我不是跟他交待过吗？我和他一样，都是脸皮薄、不愿求人的人，更不愿麻烦别人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但至少保证我们会好好珍惜的，他不是也一再点头的吗？”母亲于是叹息……

七

死亡到底是什么？当然是一种必然。王朔戏言，有生不出来的，没死不了的，早死晚死都是一辈子。但凡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死亡搁在别人头上，不过是个概念或数字，搁在关心者身上，似乎才是真实的死亡，才有真实的质感。英国作家斯蒂芬·凯夫（StephenCave）曾写过一篇文章《死亡既是灾难一场，也是微不足道》：用生态学的语言来说，生命和死亡是一体两面、相互依存；就人类本身而言，也是构建在祖先的累累白骨之上，一切摆脱死亡的企图其实是在否定生命……但人生天地间，通常情况下，总是渴望尽可能地延长生命，并有多少人渴望永远地活下去，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，千秋万世，永垂不朽，这一切，在莎士比亚眼中，便是悲剧之源：“苍蝇之于烂漫的孩童，正如我们之于诸神”。从诸神，或造物主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死，与我们眼中的苍蝇之死般微不足道。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停止奋斗，停止怀念，“人生代代无穷已”，却并不妨碍人生代代各自悲喜，因为，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，别人的悲喜并不能替代我们自己的悲喜！

父亲去世那天的上午10点，医院病床边的我，被陡然响起的高亢刺耳的警报声吓了一跳，当时已近乎昏迷，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，也被凄厉的警报声刺激得惊恐地睁开眼，茫然的瞅着我，我只能敷衍他：“是打日本鬼子的！是打日本鬼子的！”一生痛恨日本鬼子的父亲，于是似乎得到安慰，平静下来，渐渐又昏迷过去，直到下午3点多的回光返照！

回光返照时的父亲，体力、精力已被疾病彻底耗干，无法言语。母亲为让他安心住院，一直没告诉他得的是胰腺癌。故乡胶东的风俗，人临死前应让濒死者知道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病，明明白白地踏上黄泉路。我揣测，父亲应该知晓自己得的是恶疾，只是，对于终极死亡的恐惧，淹没了他超过孔夫子、追赶孟夫子的常愿，使他竭力回避在我们面前提及死亡，好像借此可以延缓死神收割自己的脚步！于是，没有遗嘱、没有遗言。在他回光返照时，他身后母亲的安排、他的后事、如何埋葬、他一生的心血如何处理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完全靠我们的猜测，一件一件地摆出来，然后让他点头，所有这一切完结后，气若游丝的他依然撑着不肯闭上眼，我想，死亡的无可慰藉，对人世的留恋之外，或许是他的不甘心，不甘心心愿未了，尘世的生命便走到了尽头，便劝他安息：“人一辈子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，你奋斗了一辈子，不甘心了一辈子，始终觉得不如意，但多少人能觉得如意？就是我，不用想都知道，到死的时候也必然会有许多的不如意！你不要觉得不甘心，命到了这里，就是到了这里，谁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庄子、李白、苏轼这样的天才，不是也要死的吗？他们也会有不甘心的！命，多长算长？多短叫短？多长才能甘心？就是我们，总归也要老去，死去，不过是比你晚走些罢了。你有你的事情，我们有我们的事情，你的事情我们会记在心里，会尽力，但也只能是尽力，一代一代的人，过去的，又有多少能被人记住？或者被人记住，或许就过去了，尽人力而听天命而已，你就安心地去见你的孔夫子和孟夫子、我爷爷和奶奶吧！”听完之后，他才慢慢无力地阖上了浑浊却有泪光闪烁的双眼。

八

父亲生于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去世于年5月24日晚9点，事后我问朋友才知道，5月24日上午鸣响的是威海市防空、防灾警报，之所以定在这一天，是因为这是年5月24日英军强登威海卫的日子。父亲的一生，生于战乱之时，死于忧患之日，但他对自己认定的事业的追求与执着，对自我的期许，颇有几分堂吉诃德，带有一丝幻想的色彩，但又没有坠入疯狂，这种小知识分子式的学术幻想与追求，如果说不是略带不敬的话，我愿以他的名字称之为——“初守山学术幻想症”。或许，正是这种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幻想，让我们不惮于从事一项项超乎自己能力的工作，一如我的不揣鄙陋，翻译《摄影理论》，而我，愿藉此怀念父亲对追求的执着！

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？托体同山阿。”愿长眠于昆嵛山下祖茔的父亲，在四季的轮回中，在山间明月清风的照拂下，在木石杂草的摇曳间，在鸟飞虫鸣的吟唱中，在列祖列宗的陪伴下，望峰息心，永安他不安的魂灵——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！哈利路亚，阿门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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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枢昊

年3月6日

于中央美术学院

子为青衣，江水不竭。

但为学术，沉吟至今。

螽斯羽振，聊作鼓瑟。

臧否历史，何枝可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