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别了,美国第一女网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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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前，看过一部讲述美国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纪录片。没想到——两年后，此刻，这位女大法官已经不在。鲁斯·贝德·金斯伯格，人称“臭名昭著的R.B.G”，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，也是最年长的大法官。她是右翼评论中的“女巫、恶棍、女魔头”。特朗普评价：她是最高法院里的耻辱。但就像网友评论的：“很难想象她枯瘦的身体下有着如此坚定的平权信仰，在美国最高法院越来越右倾的年代，用一份份少数派报告发出‘我反对’的声音。”辱骂的声音背后，仍挡不住鲁斯成为全美年轻人的偶像。人们似乎就是喜欢：这个老太婆向传统体制挑衅的嚣张模样。我们很难相信，有哪个女人在年过八旬之时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偶像。但事实上，鲁斯的确成了美国民众心里的法律巨星。她的头像被p在各类超级英雄的海报上。她的法官形象也成了美国的流行元素，被印在T恤、马克杯，甚至是被当做纹身纹在手臂。电视节目、美剧纷纷模仿着她的造型和动作。她俨然成了美国生活娱乐里的文化符号。所以，这位老太婆究竟有什么魅力，能够走进美国最高法院，深受民众爱戴，成为美国第一网红？让我们循着这部纪录片，找出答案：《女大法官金斯伯格》成为淑女、保持独立年，鲁斯出生于一个德裔犹太家庭。那时候，美国笼罩在「经济危机」里，举国萧条。鲁斯的父母都不算有文化的人，但他们深知学习的重要性，一心想把鲁斯培养成有学识、懂得关心他人并且为了理想不懈奋斗的女孩。鲁斯17岁那年，母亲便患癌去世。虽然母女相依偎的时光不长，但母亲教会了鲁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门功课——成为淑女：不要让无谓的负面情绪，占据自己的心灵。保持独立：如果你能遇见白马王子，并且一同度过一生，这当然再好不过，但必须要学会独立生活。这两句话，鲁斯铭记在心。而事实上，鲁斯也的确成为了家人期望的样子：有想法、有学识、有毅力、对社会有责任感。母亲去世后，为鲁斯留下了一笔足以支付大学学费的遗产。但鲁斯把这笔钱给了父亲，自己则申请到了康奈尔大学的奖学金。毕业后的鲁斯，正处于美国的“红色恐惧”时代，她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，暗暗发誓要帮助社会走向正轨、赢得人权自由。而在哈佛的学业，无意间也改变了鲁斯今后的道路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多人都在争论女权。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女权的来源，以及曾经，女人们的真实处境。哈佛读研期间，鲁斯所在的年级一共有人，她是仅存的9名女性之一。一次，鲁斯被派去图书馆核对资料。还没走进去，鲁斯就被保卫拦了下来，拒绝她进入。鲁斯问：我为什么不能进来。保安回答：因为你是女人。鲁斯哑口无言，如果不是亲耳听见，她恐怕都无法相信这是一所高等学府雇员会说出来的话。包括课堂上，教授时常会提出问题，让学生回答。但这些回答的人里绝不会有女生，原因是教授们认为女生根本听不懂课堂的内容。以及院长为一年级女生准备的一次晚宴上，院长问了一个问题，让女人们依次回答：“如何解释你们占据了一个本应属于男性的法学院席位？”而这些不过是当时女性处境一些再寻常不过的插曲。或许因为自己是多人里的9人之一，鲁斯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全体女性。她不能让女性丢脸。于是，她立下了第一个目标：担任《哈佛法律评论》的编辑。这个想法没多久便惹来了同学们的嘲笑，大家都以为鲁斯疯了，因为想要进入这本校刊，难度相当大，得在名学生里，成绩排名在25位以内。更何况，鲁斯还是个女人。但事实是，第二年，鲁斯就成功当上了《哈佛法律评论》的编辑。鲁斯是努力的。在儿女的童年回忆里，每每午夜醒来，鲁斯总坐在餐桌旁，一只手握咖啡，一只手抓着一盒西梅干，桌上则是铺满了各种笔记。她经常工作到凌晨4、5点，甚至是彻夜未眠，然后隔天依旧早早去上班。在这次致使她去世的胰脏癌之前，实际上，她曾三次走过鬼门关。年，被查出结肠癌，年，被查出胰腺癌，年，做了心脏搭桥手术。即便如此，在抗癌期间，她从没有缺席过一次法庭辩论。鲁斯也是不服输的。她有一个好丈夫马丁。马丁同样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后来也是非常成功的执业律师。在那个年代，鲁斯完全可以和许多女性一样优雅地在家里做个富太太。更别提，她的求职道路是那么的坎坷。年，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，全纽约没有任何一间律师事务所愿意雇用她。哪怕同学用曾担任《哈佛法律评论》编辑这一分量十足的身份为鲁斯进行引荐，都没有用。理由依旧一如既往地简单：我们律所不雇用女人。按照常规剧本，鲁斯恐怕会认命，乖乖回家。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斗得过时代。但鲁斯选择前往罗格斯大学担任法学教授，并开启了一门关于性别和法律的新课程。也就是那时候，她开始处理有关性别歧视的案件，跨出为性别平等庇护的第一步。一步一步的平权之路鲁斯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不求获得任何性别优待。我所求的，只是男性同胞把踩在我们脖子上的脚挪开。”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在当时的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法律里，女性通常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利，也无法获得认同。许多条文，也是带有歧视性的，比如：大部分州的雇主可以怀孕为由合法地解雇孕妇；银行可要求女性在申请信贷时提供丈夫的共同签名；有十二个州的法律规定，丈夫不可因强奸妻子而被起诉。还有类似丈夫是家庭的主人，应由他来选择家庭的住处，女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，这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无理规定。社会就像种族歧视一般，歧视着女性。女人在社会的地位，也无异于二等公民。与70年代兴起的女权游行和示威不同，鲁斯处理性别歧视的方式是——通过每个独立案件一步步构建起女性平权的观念，从而推动社会变革，实现一步步的平等。年的《弗朗蒂罗诉理查德森案》，便是鲁斯在最高法院的首次辩护。起诉人莎朗是一名空军女少尉。服役期间，莎朗发现她的男同事们只要已婚，便可以享受住房津贴，但同样是新婚不久的她却无法享受这一补助。而财务室的回答是：“能获得参军的机会，你已是三生有幸。”鲁斯听说了这起事件后，随即接下这个案子。法庭上，她梳理了从美国建国以来有关女性的不平等历史：次等烙印、从属关系、受抚养者......向法官们精准阐释了作为二等公民的屈辱感受。最终，她们如愿赢得了这场诉讼。相似的案件，还有VMI案。VMI是弗吉尼亚州一所具有年历史的全男性的军事学院。由于其高压的教学环境，学院拒绝招收女生，这是鲁斯在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个女权案件。案件审理结果是：一些女性的身体条件完全满足VMI的入学标准，不应该剥夺她们入学的机会。这一桩桩案子，现在回忆起来或许轻松。但在当时，却是着实不易。毕竟那是男性气场强大的法庭，满是“一群不耐烦的听众”，他们甚至打从心里认为性别歧视是完全不存在的。更别提当时还流行一种说法：好女孩不会与他人争论，好女孩不会提出要求。这种窘境下，鲁斯也只好一遍遍地提醒、教导他们：“你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出生在怎样的理想世界里？”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以为鲁斯仅仅是为女权发声，那势必是对她的一种误解。在鲁斯眼里：许多男性也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。年，史蒂芬的妻子在产下儿子四小时后不幸去世。为了孩子，史蒂芬决心要成为一名全职照顾孩子的家长，陪伴儿子杰森长大。只是当他去到当地社保局的办公室，想申请一份单亲家长能获得的社会保障金时，却被告知，这份保障金叫做：“母亲的补偿”。鲁斯毫不犹豫接下这个案子。并帮助史蒂芬打赢了官司。更重要的是，透过这起案件，她也完美论证了：基于性别的歧视是如何伤害了每一个人。这个结论，显然也很适合年，男女逐渐走向对立的我们。这几年，关于女权，新闻总是“盛况”频出。有时，是一群再多钱仍遮挡不住大男子主义的油腻男，侃侃而谈：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；有时，是一群所谓的女权主义者，遇事万能口头禅：我是个女人诶。看似争取女权，实际争取女性霸权。有时，是盯着女性工作占比的提高，而误解了女权，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隐性事实：女性走入职场，那男性是否回归了家庭？女性题材剧如《三十而已》，男性全员恶人；男性题材剧也有《我是余欢水》，靠丑化女性角色抬高男性。我觉得作家李然说过的一段话，很符合平权：“对于男女交往中的任何事情，将其中的性别互换后，大部分人的认知不会出现错位，那就是正确的。如果只是要求女人做得，而男人做不得的事情，或者只是要求男人做得，而女人做不得的事情，那就是特权主义和霸权主义。”简单来说：不要去孤立男性，也不要过分抬高女性。男性女性不应该是对立，而是相互尊重、相互合作、相互依靠的。这才是鲁斯所追求的平权。如果你还觉得抽象，我们最后一部分，可以聊聊：这位女大法官的爱情故事。早在康奈尔大学，17岁的鲁斯就邂逅了她的丈夫马丁。鲁斯选择马丁的理由是：他是第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