遗孀曾志回忆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年

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之前，陶铸作为一枚炮轰刘少奇的重要棋子，进入中央。然而文革开始后不久，陶铸却在短时间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被打倒。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回忆录《百战归来认此身》之中，罕见披露陶铸在生命最后四年的种种遭遇与心理变化。曾志指出，毛泽东并非直接打到陶铸，在江青等“文革派”炮轰陶铸时，毛泽东曾出面保了陶铸，并与陶铸谈话暗示“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然而“太天真”的陶铸却将毛泽东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，最终毛泽东改变主意，授意打倒陶铸。年，毛泽东与陶铸、曾志夫妇在广州合影年5月，中央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；广州太冷清，我被准予去北京养病；新家设在中南海杨尚昆曾住过的房子；陶铸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；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把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到陶铸那里“协助工作”；浙江高中生陆荣根，给陶铸贴了60张大字报。年5月底，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。回来后，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，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，心情显得相当沉重。第二天午饭时，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，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。果然，沉思了一会儿后，他终于开口了：“曾志，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。”“让你做什么？”我感到很意外，忙问。“中宣部部长。”他回答。“你不合适，宣传部部长要由理论、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，你胜任不了。”我断然否决。陶铸点点头，很认真地说：“是呀，我不太适合。”“那你就向中央辞掉。”“不行，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，兼文办主任，辞是辞不掉的。为这事，我已经考虑了很久，也想得很多，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，那就去吧！”事已如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。“那你什么时候去！”“交代一下，6月初就去，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。”此后，我们再也没说什么，他整天忙忙碌碌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，精神不好，也无心过问；再说，我们素来谈话简短，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，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，尤其是他。6月1日，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。我没有跟去，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，但到了7月初的一天，由于身体过于虚弱，突然休克，脉搏每分钟来次，发烧38度达20多天。刚退烧，陶铸来电话，要我去北京养病。我想，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，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，反正病后需要恢复，不如去他那里，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。于是9月10日那天，我的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，准予去北京休养三个月。下了飞机，出乎我的意料，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，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。以往北京的9月份，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，而此刻，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打搅了。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，搞“四大”，破“四旧”，揪“走资派”，斗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；不仅触及人的皮肉，还要荡涤人的“灵魂”。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，一股不安袭上心头：这场运动，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？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窗外的情景，很少吭声，一直到驶抵目的地时，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（即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所在地）住进中南海杨尚昆的房子。杨尚昆调广东工作，家已搬走。陶铸情绪很好地说：“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，一天两元钱标准，太贵了，你来了很好，我们可以自己开伙。”他这个人，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。车开进中南海，拐进了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巷子里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。我迈进了新家，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。这所住宅，不算宽敞，但挺精巧。主房只有三间，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，一半做客厅兼餐厅，另一半是书房，两侧各一间卧室。室内陈设简单，但很实用。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，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，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，倒像是宾馆。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。再往前走几步，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，因为迂曲回旋成了“d”字，因此得名为“d”字廊。荷花池很大，长满了荷花和睡莲；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，十分可爱。陶铸说，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，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内，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。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，如：中宣部、中组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卫生部、体委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出版局、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。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。那里人来人往，电话铃响此起彼伏，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。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，大学生又插足进行“煽风点火”，因此，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。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，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，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，向他们解释党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方针政策，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。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，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，有些还是老朋友，他们绕过“中央文革小组”，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“走资派”，揪斗干部群众，抢砸档案材料，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。此外，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、教师；要参加中央和“小央文革小组”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；每隔几天，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（后来才知道，主席是分开听周总理、陶铸和江青、陈伯达的汇报的）。总之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“天下大乱”，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。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。陶铸说，这几个月，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。大约年国庆节后，我发现陶铸的眼神，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，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；或者背着手，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，眼神阴郁，面色铁青。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，引起了我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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