伤医案频发过度医疗背后的无知与无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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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

伤医案频频发生，一个耳熟能详的现象也再次被提起：“过度医疗”。然而“过度医疗”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在病人自己的要求下实施的。

1月26日上午，医院发生恶性伤医事件。据财新网消息，医院一位医生称，嫌疑人系受伤的胡医生的病人，年疫情期间因病情还未完全好转，胡医生曾建议对方不要出院，但其不配合治疗擅自离院，回家过年，5医院，怪罪医生没治好，治疗效果不佳。

年，新冠疫情为医患关系带来了短暂的和谐时光，不少医务人员感叹“最美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”。但中国科协名誉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对医患关系的真实感受，是医院、医生、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。一旦疫情过后，医院运营恢复常态，真实的医患关系也一样会回到常态。因此，这次疫情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医患关系，因为医患矛盾的根源没有改变。

到目前为止的多起伤医、杀医案中，五官科医生受害的比例相当大。由此，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浮出水面：“空鼻症”，一个耳熟能详的现象也再次被提起：“过度医疗”。虽然尚且不知江西的这起杀医案的病人，是否有着这种疾病，但“过度医疗”显然是杀医案的又一深层根源，而“空鼻症”不过是“过度医疗”的一个极致而已。

空鼻症-典型的“过度医疗”案例

“空鼻症”是一个疾病的病名，也是对鼻腔状态的形容，因为这些因为鼻塞等难耐症状去就医的人，在检查中发现，鼻腔已经被治疗得很宽大，呼吸时应该没有任何障碍，包括CT检查也“未见异常”。但是，咽喉干燥或有异物感、鼻塞、头晕、睡眠质量差、胸闷、心情沮丧等，原本就医前就有的症状，却毫无减轻，这些人一般都是因为过敏性鼻炎、肥厚性鼻炎或鼻竇炎而做过“鼻甲修除手术”的，误以为导致呼吸障碍的鼻甲，早就被修除掉了，但症状为何依旧甚至加重了？

进一步的解释可以说明病人的痛苦：鼻腔有过滤灰尘、加温空气，增加空气湿度的功能，一旦鼻腔过度通畅，上述功能丧失，空气毫无阻拦地进入鼻腔，娇嫩的鼻黏膜直接承受外界刺激，就形成了“空鼻症候群”，而这个问题，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才被国外医生提出的。

五官科为何成“高危”科室

接下来的问题更加明朗，国外的研究表明：具有破坏性的鼻甲手术，开展得越多，病人的投诉也就越多。这一点，同样被国内医生们意识到，同医院，重庆医院等医院的医生，早就在呼吁“对于任何鼻腔疾患，应首先采用规范的保守治疗方式，坚决杜绝任何无限度地扩大鼻腔容积的手术”。

在中国，鼻炎患者人数众多，特别是空气污染加剧之后，鼻炎更成了虽不致命，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常见病，鼻甲手术这种用力多度的治疗，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。因为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中，青壮年男性占了大多数，很可能是他们的年龄和性别特点，促成了五官科伤医案的发生率要比其他科室要高一些。

“空鼻症”不过是“过度医疗”的一个例子，其他“过度医疗”的当事人则多是选择沉默，他们之所以能认命，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很多“过度医疗”本身就是在病人自己的要求下实施的。

病人为何放弃康复机会

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是中医肿瘤专家，他在其博客中，不止一次惋惜地提到那些功败垂成的病例：“5个多月前，我去北京，医院的一位领导，转过多层关系找到我，介绍了一位间皮瘤患者，已经化疗多次，出现腹水、胸水，肝肾功能严重损伤，处于濒危边缘。我是在机场贵宾厅给她看的病，当时我就明确建议，千万别再化疗了，一则化疗对间皮瘤无效；二则她的机体已经不可能耐受，有生命危险，当时她和先生满口答应。治疗一段时间后，她先生发短信给我，说情况大有改善，能够自主活动，胸水明显减少，肝肾功能接近正常，很是感激。但不久助手告诉我，这个病人走了！我很意外，原来由于康复得还可以，夫妇俩一商量，觉得再做一次化疗更保险，医院，要求再做化疗。医生开始不太乐意，觉得会有风险，但是拗不过家属，只好上了化疗，剂量不大，但当晚就呕吐不止，两三天后撒手而去！“输液大国”的赌徒心理“约七八年前，我的好友，一位资深医学专家，得了胰腺癌，术后复发，找到我，用中西医结合治疗，康复得很好，之后一直稳定多年。他的朋友都是医学专家，为他庆贺七十寿辰时，建议他趁身体状态可以，再补做一、二次化疗，预防预防，有好处，没大碍！并利用工作便利，很快给他安排了住院及特需病房。他咨询到我，我极力反对，他犹豫之后说：都是老朋友、老同事了，好意难却！就做一次吧！结果，进医院当天下午上化疗，当晚发烧，诊断是化疗诱发的胆道感染，而且一烧就是两个多月，70岁的人了，很快就骨瘦如柴，我去看他，他拉着我的手后悔不已。住院两个多月后复查，发现局部有新的变化，3个月后确定新的转移灶，5个多月后人就走了……”何裕民把这些对主动要求“过度医疗”的病人心理归结为“赌徒心理”，“他们认为，化疗药都是高级药，都是进口药，只要花得起钱，多做一次就多一分保险！这种心理，不独癌症病人，几乎是‘中国式病人’的普遍特点”。“输液森林”谁来控制每年感冒高发季，各医院的急诊室都会竖起“输液森林”，原因之一是病人觉得这样直接打进血管的药物，起效快，力量大，医生又何乐不为呢？一是不违背病人意愿，免去了纠纷矛盾，二是输液总比口服药物利润高，“你再解释，病人也不信，索性依他们好了”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，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上说，年我国医疗输液亿瓶，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，远远高于国际上2.5至3.3瓶的水平统计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对此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调查，结果显示，78.7%的受访者表示，是“病人本身热衷输液治疗”，64.3%的人认为，是“医生为追逐提成收入”，总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心脏支架中国人比美国人用得多根据统计，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（支架手术就是介入手术）的数量是2万例，到年居然达到了40.8万例，增长了20多倍，需要做支架的人真的这么多吗？医院的胡大一教授是业内知名专家，同时兼任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，他很早就炮轰过中国心脏病的治疗问题：中国已经是“心脏支架大国”，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：1到8：1，在中国则高达15：1。在欧洲，稳定性冠心病的病人，做支架的只有4成多，中国却接近8成。一位医疗器械销售代理透露说，“像关节、支架，说是3万块钱，你从我这里进货比方说是1.5万或1.6万，我拿出块钱来回馈给你，这块钱的一般分成是这样的：设备科是一块，大头还是底下科室，主任拿一部分，然后是上手术的医生。”贵的支架未必更好医生也是凡人，他们当初不过是考上了医学院校的普通年轻人而已，从学习到从业，并没有额外的培训或者投入，从本质上保证他们比其他行业更清廉，这种顺手拈来，又只是擦边儿的钱，自然没有不挣的道理。即便是确定心脏需要做支架，另一个问题又摆在病人家属面前了，医生会问：“是装价钱便宜的还是贵的？”现在常用心脏支架有两种，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，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。对很多冠心病人来说，这两种支架在疗效和远期预后上区别不大，只能说是各有利弊，不同人群、不同病情应选择不同的支架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越贵的就越适合你。但是，根据统计，我国年有约24万人接受心脏支架手术，其中96%的人选择了药物支架，也就是最贵的一种，只有4%的人选择了便宜的那种，而在美国，每年接受此类手术的人超过百万，使用便宜的那种的比例为20%至30%，德国和瑞典为50%。超越“中国式病人”的盲区为什么并不富裕的中国人，会选择高价的支架？仍旧是“赌徒心理”，病人首先认为：“便宜没好货”，这个商品通则被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们，毫不迟疑地照搬到了医疗中，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实情，医生是不会为病人拿主意的，因为拿主意就意味着担风险，一旦出问题，医生就有了责任，在现在的医患关系状况下，医生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地说实话，几乎不可能。于是，医学博士陈作兵就成了一个难得的范例。医院急诊专家，他78岁的父亲患恶性肿瘤晚期，已经全身转移，无法手术。他将病情如实告知父亲，并把父亲送回诸暨老家，并尊重父亲意愿，不作放疗、化疗，临终之际不做任何抢救措施，只适当镇静安眠，让老人安详离世。因为陈作兵知道，在英国，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，面临绝症，不再做痛苦但过度的治疗……做到这一点，不仅要抗住没有孝心这种传统压力，还要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帮助他做出理性的选择，而后者几乎是所有“中国式病人”的盲区。“四分钱处方”的医生无法生存今年年初，医院的一位医生，因为开出了四分钱的处方被大家